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但是专门针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研究并不多，关于农民工培训模式的研究更少。“在制度性歧视面前，与农民工培训问题有关的‘发展问题’研究难以引起大多数学者的重视。”直到2003年《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这个首次专门针对农民工培训问题的文件颁布，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

其一是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意义。这方面研究成果最多。学者一致认为，大力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也是为经济社会建设输送高素质劳动者，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有利于推动就业、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产业升级和社会和谐。[2-6]

其二是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模式的构成要素与分类。一般认为，农民培训模式主要由培训目的、培训目标、培训主体、培训客体、经费来源、培训内容、培训规则和培训评价体系等要素构成。按照培训主体划分，农民工培训模式主要包括农民工自发培训模式、政府为主导的公共职业培训模式、职业院校主导培训模式、企业培训模式、非营利性组织培训模式和多元化农民工培训模式等。[7-9]

其三是针对现有培训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学者普遍认为，职业教育培训要紧密结合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意愿、重视培训的社会理念，[10]建立机制以强化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激励、政府政策及经费投入、规范各级培训机构、职业教育培训测评等等，[11]需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研究并循序渐进地切实推行。

在此基础上，笔者拟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职业发展较好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就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及其模式创新展开探讨。

二、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分析

笔者 2010年 6～8月分别选取以从事服装制造、电子制造业和服装、皮具、精品商店导购及物流服务业为主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考虑到四类农民工中，建筑业和零散就业农民工职业发展空间极其狭小，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存在较大职业发展空间，因而重点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调查。其中，制造业农民工的调查区域主要有珠三角(广东)、长三角(上海、浙江)、沿海(福建)、中部(湖南)和西部(四川)等6个省市；服务业的调查区域则涉及23个省市区，一般选取省会城市的核心商圈的重点商场、商业街、机场和高档酒店内的服装、皮具或精品商店。总共涉及我国 25个省市区横跨电子、制衣与服装品牌、皮具皮鞋、五金电器、家具、百货、机场与酒店、医疗器械与制药、机械及物流等10多个行业。选取这些省市区和工业、行业的原因还在于笔者曾在东莞跨国公司工作11年，有除了西藏、台湾等省份以外的其他所有省市区农民工同事；最近10年从事的管理顾问工作涉及到多个行业，有大量熟悉的优秀农民工，这为大范围的调查提供了便利。

调查实施之前，笔者分别在珠三角、湖南和四川农民工中多次征询，而后设计出问卷初稿，在小范围作了三次试调查。鉴于试调查中发现完全未经历过升级、升职的初级农民工大多因概念不清，或缺乏职业发展经验和感受而填写混乱，已升级、升职的农民工对职业发展的各个问题回答比较真切可信，所以调查时强调尽量选取职业发展较好的农民工填写问卷。共收回调查问卷1403份，有效调查问卷1141份。

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女性占60.5%，多于男性(39.5%)。其中，制造业男性54.1%，女性45.9%；服务业男性20%，女性80%。这与调查选取的行业有关，如核心商圈特别是男装专卖店中服务业女性偏多。年龄方面，以年轻力壮的为主，20至40岁的农民工占 89.7%，其中 20～30岁的占七成。30岁以上的农民工中，制造业领域有27.6%，服务业中17.7%。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学历者占1.5%，初中学历者占34.6%，高中或中专学历占55.3%，大专学历占8.6%。总体而言，受调查者学历层次尚可，这与调查选取的职业发展较好的农民工对象有关业。事实上，农民工群体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者大多具有职业发展优势，他们也期望得到大专毕业生类似的职业发展机会。经济收入方面，整体偏低。年收入1～3万元的占76%，其中，800～1800元/月(1～2 万元/年)的占 49.2%，1801～2500 元/月(2～3万元/年)为26.8%。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弱势。

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经历方面，得到入职或入城培训者为22.9%，受过单项或一个岗位技能培训者为 25%，接受多项或不同岗位培训者为20.4%，受过管理技能培训者为15.5%%的农民工没有得到任何职业培训。这相对于2005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总报告》中未得到任何职业培训的农民工 76.47%的比例降低了很多，[12]说明近年农民工培训覆盖率已大幅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农民工反映，培训不够系统性，一些培训内容自己并不感兴趣。